日本国简史。日本到哪个世纪才成为制度完备的国家?

日本国家的形成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由于日本出现历史文献的时代较晚,因而我们只有借助日本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追溯这一过程的原委。

一般认为,在弥生时代前期相中期(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在北九州和畿内地区已出现了许多“原生小国”。

中国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其中的“百余国”,虽非确数,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小国林立的状况。

《后汉书·倭传》则记载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

虽不能说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小国均有条件与汉朝建立交往关系,但“三十许国”的数字要比“百余国”少了许多。这大约可以反映出这些小国在逐渐向地域统一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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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倭传》特别提及其中的“倭奴国”,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其中提及的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旧历)于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了。

这是一枚长宽约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纽,阴文篆书“汉委奴国王”5个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对此印是否汉代遗物表示怀疑。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先后发现了“滇王之印”(1957年)、“广陵王玺”(1981年)、“文帝行玺”(1983年)等汉代印章。“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这些汉代印章在纽式、形制、重量或字体上相似。由此可断定“汉委奴国王”金印确系汉代遗物,也可证明中国史籍对当时日本国家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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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湾沿岸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发现下一些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据点集落遗址。这些集落遗址大部周围筑有壕沟。这些据点集落遗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数人巳具有某种权威的随葬品,如铜镜、铜剑、铜矛,铜戈、铜铎、玉器等。

在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用于战争的铁制武器,如铁镞等。这些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些集落的内部已有上下贵贱的区别,对外已进行战争。因而,每一个集落都可能是一个“原生小国”,当时的日本列岛确实存在过“百余国”井立的状况。

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则较为详尽地记载了:

稍后逐渐形成的地域大国邪马台国的社会政冶状况。邪马台国约存在于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后期。在邪马台国内,已有上下尊卑区别,“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现了阶级区别,有称为“国大人”和“大人”的贵族统治阶级,有隶属于“大人”的被统治阶级“下户”,还有更为低贱的可作赠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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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马台国已形成国家机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王,“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以后经内乱“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

在女王卑弥呼统治时期,其下设辅臣“有男弟佐治国”。女王卑弥呼居城池内,还有常备军守卫。“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中央一级的官吏,还有分管政治、贸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马台国已有租赋制度,“收租赋,有邸阁”;也有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

邪马台国还监督与控制着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国,如“斯马国”至“奴国”的21个小国和“伊都国”等。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曹魏,并受到魏明帝的册封,称“亲魏倭王”。

卑弥呼女王死后,葬仪隆重,“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蜱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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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有关邪马台国的记载表明,邪马台国已是控制相当大地域的阶级国家,尽管其阶级分化与国家机构仍未尽成熟。

中国史籍《晋书·武帝本纪》亦记载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国王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不过,自此以后直至《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高祖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赐沼倭王赞,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史籍对日本的状况缺载。

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畿内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国王权。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有关大和国的兴起及其统一日本的活动虽已不得其详,但根据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国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

据传为百济肖古王赠给大和国的七支刀,现仍保存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上的铭文表明此刀是百济国王为感谢大和国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而解救百济所赠送的。

现保存于我国吉林省辑安县境内,建造于公元414年的高句丽奸大王(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则记载大和国曾派兵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结果,新罗求救高句丽,击退了大和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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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开土王

此外,自5世纪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内平原一带出现许多人型古坟,也表明大和国是较邪马台国更为强大的存在。

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则记载了5世纪大和国五位国王(即“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与刘宋交往的情况。他们部曾遣使朝贡,并接受刘宋皇帝的册封。例如,倭王珍被封为“安车大将军、倭国王”,其臣属13人亦分别被封“平西、征虏、冠车、辅国将军号”。

据《宋书·倭国传》记载,末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榄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

然而,有关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家的体制,却不得其详。

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和国不仅逐渐统一了日本,而且成长为可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相抗衡的强国。因为它在致力于接受中国南朝刘宋朝廷册封的同时,还试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地域性册封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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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珍,济、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册封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封号。结果,倭王济与武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刘宋朝廷承认了他们对百济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日本成为制度完备的国家,应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的事。

7世纪初,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学生到中国大陆。在与隋的交往中,开始称国名为“日本”,称国王为“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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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古女王

日本开始认真学习隋的政治制度,开始实行所谓的“推古朝改革”。

尤其是在645年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更是频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全面地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实行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并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将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为比较成熟的国家。